ikicks

張釗維©版權所有

(本文完成於2001年, 成大mp3事件發生後兩個月.....
摘自米蘭昆電子報 :
http://forum.url.com.tw/enews/enewsgetmsg.asp?Page=1&ID=6126&CH=210&days=-11356)

約二十年前，英國第四頻道電視台走遍十來個國家攝製了一系列「心的節拍：世界通俗音樂」電視紀錄片
；後來出版的拍攝過程文字敘述當中，在導言的最末，作者，也是本片的企劃，引用當中一位美國╱加勒
比海莎莎﹙ Salsa ﹚歌手的話，說道：「音樂是一柄兩面刃。它可以是逃避主義的、炫目的、追逐時尚的
。但它也可以是革命的、充滿動能的、進步的。它充分描述了我們所生活過的每一經驗，不論過去或現在
。在那上頭，音樂就是人民的政治。」

這樣的一段話一直深深烙印在我腦袋裡。那正是我對音樂的感覺。音樂，這空氣的特定頻率振動，和絕大
部分的文化表現形式都不一樣：不像文字、影像、雕塑、劇場、繪畫…等等有著具體形象、象徵、意義以
及它們之所承載的各種物質性媒材，音樂其實是空氣中一連串不斷向終點流變、消逝的聲音變化。本質上
它不承載意義，只承載情感。呼喊就是呼喊、哭泣就是哭泣、歡愉就是歡愉、激情就是激情，說太多是沒
有意思的，端看聽者能不能用心去感受。

也因此，在社會的過程中，音樂常常不是舞台主角，它往往扮演的是催化劑、觸媒、助燃劑。它如果有
「功用」，乃是在最適當的時候，將外在的意義跟聽者內在的情感做一最準確的榫合或最完美的化合，
從而埋下行為的種子，或者就地激盪出行動。最具體的例子，大約就是國歌、軍歌這一類的東西。

總而言之，音樂的意義是不容易說清楚講明白的，它的身段正如承載著它的空氣一般柔軟；也因此，
某一特定時空中被賦予特定意義的音樂，往往內在隱含著變化甚或反轉的因子，而在其他時空中戴上另種
意義面具。比方說，古巴革命歌曲「關達拉美拉」，六零年代流傳到台灣，在當時流行拉丁音樂的舞歌廳
當中，變成大受歡迎的「靡靡之音」；張惠妹的「姊妹」，被同志團體聽成是象徵自身情慾認同的歌；從
日本歌曲改編的「黃昏的故鄉」，經歷被摒斥的「台語歌曲」、海外獨派「地下國歌」等階段，在二十世
紀的最後十年成為主流媒體眼中的「懷念老歌經典」。

音樂本身意義的流變往往令人驚異，而比較起來，聆聽音樂、賦予音樂意義的聽者，他們的變動反倒不是
那麼容易產生。人一生當中記憶最深刻的，或者是跟他們的身體與社會韻律結合得最深的音樂，往往是他
們在年輕時代所喜愛的歌曲：跟戀愛、失戀、成長、家庭學校的衝突矛盾…等緊緊纏絞在一起的旋律與節
奏。而那樣的記憶，或者潛意識，是難以抹滅的。即便日後歌曲的社會意義改變了，在他們心中，那些歌
曲所扣連著的，依然還會是當年的情境、情節與情緒。也因此，音樂的意義，其實，是特定時空中社會總
體運作下的產物，或者，說得赤裸裸一點，是社會鬥爭下的產物 ----不管是為了趕流行、為了與同儕比肩
、為了追星、為了探索內心、為了追求新社會的想像、為了革命…，都是這一過程的某種階段性後果。


現在進入我真正要說的主題。成大 411 事件發展至今，在這一波斷斷續續地反抗 IFPI 與主流唱片工業的
行動當中，我們很容易地從反智財權、反唱片工業壟斷與壓迫、追求網路自由入手，但是對於音樂本身，
如果它可以作為一個主體、主角，一直以來，似乎不容易找到更為有力而準確的切入點與施力點。換句話
說，我們很容易從音樂作為一種產品的外圍物質與社會基礎切入，但是對於音樂，以及音樂與聽者之間的
「感應」或「連結」關係，抓不到邊。但是，如果我們認可上面所說，音樂對於聽者的影響如此根深蒂固
，而聽者本身的社會認同以及進而投射在音樂上的情感與意義，是一種社會總體力量或社會鬥爭的產物，
那麼，我們勢必要正視音樂如何作為進步的運動的一環，進而在進步運動的開展當中起著觸媒與發酵的作
用。

我想說的是，關於音樂品味的問題。而這品味，表面上看起來，僅僅是流行、非主流、搖滾、另類、民謠
、爵士、古典等等之類的差別；但是，如果我們能細心一點，還可以看到更多，關於品味形成以及品味背
後所代表的社會意義。

首先，設若有這麼一個命題：有誰能告訴我們，到底，在那被查扣的十四台電腦當中，存放了哪些音樂？
是蔡依林、周杰倫、孫燕姿、中國娃娃嗎？是王菲、伍佰、張惠妹嗎？如果是的話，我們，作為進步運動
的一份子，聽了許多的國際歌、交工、黑手、飛魚雲豹……，要如何跟這些可能是聆聽「流行音樂」而成
長、可能是哼著蕭亞軒去考期中考的同學，產生連結，並為他們展開這一波的運動？抑或是，其實我們也
多多少少聽一些「流行」的東西﹙至少我自己是﹚，那麼，我們是如何調處自我心中不同的聲音，以及面
對與外在社會的連結呢？

對我來說，這其實是一個相當複雜而困難的問題，或者，其實是一個跌跌撞撞的過程；這其中，音樂品味
的改變與社會力量總體關係的改變，同時作用在聽者身上，兩者之間，是不可分割的。舉我自己的例子來
說，如果沒有十多年前社會與政治劇烈的變化，那麼我的音樂品味不會從民歌迷轉向開始接受敲打的搖滾
；更有甚者，搖滾對我的意義將不會是具有反抗性的，它可能只是流行音樂的一種罷了。

我們說，與這種品味的改變同時交互進行的，是音樂 -- 社會關係的改變，指的是：一方面，作為一個聽者
，從過去單純地上唱片行購買新近發行的錄音帶，到後來主動去搜尋、親近自己喜愛的音樂與樂手，跟這
些音樂之間產生出不同於唱片工業與主流媒體架構下的「創作者—樂迷」關係。另一方面，作為一個支持
者，我可以選擇以自己認為最適當的方式來支持所喜愛音樂與創作者，而不僅僅是掏錢了事。與此同時，
品味的改變同時也產生了社會觀的改變；當我們開始接受 Bob Dylan、Pete Seeger、李雙澤、楊祖珺、胡
德夫…；開始認真地思考羅大佑早年歌曲所要傳達的訊息、開始研究 The Wall、開始在社會的夾縫當中搜
尋這些與社會觀的改變息息相關的樂音（通常這類歌曲並不容易聽到與取得）…等等這些點點滴滴的過程
，其實，也就是在音樂品味的改變中，一步一步有意無意地進行著自我的改造。說得更清楚一點，那在夾
縫中的搜尋，其實也正是摸清了這個社會內在的肌理，同時也漸漸領悟到之所以這個社會是這樣子的一些
機關所在。

但這並不代表我就此拋棄了所謂的流行音樂。只不過，過去不時會被主流媒體所挑起的購買與聆聽慾望，
現在已經相對冷卻了；如今在面對生活、面對社會的同時，可以更清楚地感覺到自己要的是什麼，並且，
了解可以用什麼方式去取得與使用。舉個簡單的例子來說，我會在唱片行購買我所認可的樂團與歌者的正
版 CD，視為一種支持或紀念；而去夜市買流行歌曲的盜版錄音帶，視為一種即可拋的消費品，或者僅僅
是為了音樂資料蒐集。
也因此，品味的改變，伴隨著的，也該是消費行為的改變；或者，擴大來說，是社會資源分配關係的改變。

我想，這正是這一波運動過程當中，我們應當要去掌握的部分。簡單地說，如果這個運動有什麼長遠的目
標的話，那就是要去創造一種或多種具有進步意義的品味，並且在音樂上能夠說服人，以取代現有的主流
音樂品味。而且這些個品味的建構，並不僅僅是某些品牌形象或音樂風格的建立，還將╱應該包含著樂迷
—創作者關係、社會觀、資源分配等等多重社會關係的改變。也因此，重點可能不僅僅在我們聽什麼音樂
，同時也在於：音樂從哪裡來、怎麼聽、在哪裡聽、跟誰聽、聽成什麼樣子（或者被唱成什麼樣子）、聆
聽過程中的反應與過後的效應……等等。

如今的階段，顯然不是處在十多年前那種看起來「風起雲湧」的運動浪潮當中；解嚴之後，國民黨舊有的
政治與社會控制被慢慢拔除，冒出頭的，並不是什麼進步的、「多元」的價值，反倒是被政治強權壓抑了
許久的﹙該說是五十年、一百年、還是更久？﹚、這個漢人移民╱士紳社會底層當中，弱肉強食、保守因
循、分類械鬥、欺善怕惡的本質面貌與社會力量；現在這個社會是比十年前來得更保守而不是更開放。也
因此，看起來我們現在是百無禁忌，可以在主流媒體上面大談馬克思，但是，在這一波關於 411 事件的論
辯當中，我們清楚地看到，一些對於左翼思想與學運那麼輕易、輕率地表露出來的無知與恐懼，是多麼令
人驚訝！！那種心理狀態，出現在二十歲上下的年輕學生身上，恐怕不會是戒嚴時代「恐共」與白色恐怖
陰影的延續；反倒是，當恐共與白色恐怖的歷史情境被完全拿掉之後，所赤裸裸露出來的，某種真正屬於
「台灣人」社會原型的心理狀態：怕事、保守、對非「常態」的極度缺乏想像與排拒（想想「老少配」與
東森電視不斷在播的「怪叔叔」廣告）。也因此，在這次的事件中，進步運動的開展，作為社會力量總體
脈動當中反抗的一環，面臨的其實是新的挑戰。

而這挑戰中，如上所述，音樂是被動的，它只在被給定的歷史與社會時空中產生「意義」與「作用」。但
是，我們不可能因此就忽略了它，其原因，一方面是因為，當那社會力量總體的變動來到時，正確而適當
的音樂絕對會有意想不到的爆破效果﹙想想「抓狂歌」﹚；另一方面更在於，總體來說，音樂品味的改變
，不是一蹴可躋的，而是生活與社會過程的不斷累積，而我們對進步運動的期待與推動，不可能少了這累
積的過程；在那其中，音樂會是最重要的催化劑與黏著劑之一。

也因此，我們可能有幾種不同的因應方式。一是不斷衝撞，在體制化了的個體身上撞出新的意義空間，以
及相應的新的音樂品味；另一是，發展新的音樂—社會關係，包括創作者、傳播、聽者三者之間的互動機
制與資源流通方式﹙先前所提的 MP3 合作社即屬於此﹚；還有就是，如何在主流體制之內，進行品味的
埋伏與資源的策反，這需要更細緻的作為與想像，但是是不可或缺的。

在這當中，我覺得最重要的是：我們如何去把這一波斷斷續續的反抗，想像成是樂迷起義的先聲。我們如
何視自己為樂迷；如何對社會、媒體與創作者主動地提出自己的要求、自己的品味，如何透過活動、演唱
會、錄音錄影、網路、文宣等等各種方式，去參與一個新的「音樂—社會」關係的建構、提煉一些新的音
樂品味；如何將這些關係與品味放到社會整體的脈動裡頭去……等等這些，或許是我們要去掌握的。正如
阿達利在「噪音：音樂的政治經濟學」一書當中點出的，歷史與社會的變化，往往在音樂創作與品味的變
化當中潛藏與預示著。

也因此，我在很早就提出，希望因為這個事件而延伸出來的演唱會，可以有持續性與擴張性，可以成為新
的年度活動，一種關於新品味與新社會觀的宣言與伸張。

而其他的活動，包括音樂營、網站、資料彙整與出版、與音樂人之間更緊密的聯繫與對話、鼓勵與支持新
的音樂創作的產生、促進這些作品的流通與不斷詮釋、讓更多的人接觸這類的聲音……等等非常多面而龐
雜的工作，事實上，是後續該一一去進行的。而我們也會期待，音樂人能夠在這個新品味的建構過程中，
有著更為積極的身影╱聲影。

在西雅圖反 WTO 的抗爭中，年輕的抗議者在電子樂音當中冒著水柱前進；上個世紀，南非黑人在非洲鼓
的節奏中上街戰鬥；在這些展現了強大抗爭意志與社會力量的例子背後，他們的社群或社會，多年來其實
已經累積了多少豐厚的音樂文化基礎與另類的音樂品味。那是我們還待努力的地方。



編輯： 趙彥寧；張茂桂、郭力昕、單德興